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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就好像是在求助一样。

    “放儿，你干爹还要去唱戏，你以后要是想了，我就带你去戏园子找他。”

    “不，我就要干爹住在这里。”

    放儿的执意挽留也没有留住商君秋，初一才过，商君秋在家里唱了一出堂戏就搬去了城南。

    莫秋雯开门见山的跟我说：“你要是喜欢他，就去吧，我不怪你。我们有言在先的。”

    “算了，我和你过。”我说完，就拉起放儿的小手出去玩了。

    民国二十五年初，我的大哥因为“赤化”的罪名被北平市政府抓了起来，他把自家的茶馆当成了前线的宣传阵地，沈家茶楼也随之被查封了。我虽然打心眼里觉得大哥蠢得不行，可还是带着莫秋雯去求我的老丈人。岳父满口答应会去警察局里通融通融，可是“赤化”又是极敏感的问题，他也不敢明白说个清楚。

    大哥就这样被一直关在监狱里，被抓获的第一批人听说已经被秘密处决了，大哥还没有死，这也许就是我的岳父通融下来的一个成果吧。

    那时候惹上官司可都是要人命的，母亲每日里焦急万分，后来就病倒了。

    商君秋也为此四方奔走，只是问题太过严重，谁人也不敢随便插手此事。我们只能静待那一线转机。

    一年后，七七事变，日本人正式中国宣战。软弱的政府不堪一击，半个月后，北平就沦陷了。而我大哥那批赤化分子也在政府转移前被秘密枪决了。

    带着国破家亡的悲伤，商君秋和我们全家人都迁去了上海，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那时的二哥还在英国留学，父亲发信过去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了。

    没过多久，日军就打到了上海，我们又被迫搬去了租借。商君秋在以前曾经认识一位法国的票友，我们就在那时搬去了他家的别墅。

    对于上海，我既爱又恨，那十里洋场也曾有过我的足迹，可是现在，我只是这里的一个难民。

    那时的防空警报总会时不时的想起来，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鬼子的飞机总能准时过来扔下一些炸弹，然后又一溜黑烟的飞走了。全国人民都卷进了那股革命的浪潮，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停止了，听说连梅兰芳都留起了胡子。

    我们一大帮子的人就那样窝在那间别墅里等待着抗日的消息。我曾以为政府军会在集结力量后轻而易举的干掉那些从弹丸之地侵略而来的鬼子，可是淞沪会战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上海沦陷了，随着南京也沦陷了。

    在等待光复的那些日子里，上海的物价飞涨，靠着吃老本的我们越过越穷。幸好那家法国人很好，一直没有赶我出去，并且相处起来也算是融洽。

    后来，鬼子的兵源源不断的南下，上海也就渐渐变成了伪政府的管理。我在不久后去码头谋了一个搬运工的差使，虽然工资菲薄，虽然满超负荷，但我还是硬挺着过来了。我知道自己的身后有那么一大家子的人在等着吃饭。

    这时的莫秋雯也冰释前嫌，时不时的还会和商君秋说几句话。因为有干爹在身边，放儿过的也算开心。父亲一直照顾着生病的母亲，母亲却总在惦记着狱中的大哥。关于大哥被处决的那件事，我们从来不敢透露出半点的消息。留下一些希望，就会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也许挺一挺，我们就把鬼子赶出去了。

    我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茧子，我的肩膀很快就勒出印子。那时，每